“中华人民共和国”这七个字，不仅清晰且鲜明地彰显了新中国成立所具有的划时代意义，更全面、精准地阐释了新中国的国体与政体。 很多朋友在影视作品和本号往期的文章中，了解到了新中国成立之初，国徽、国旗、国歌的由来。殊不知，在开国大典之前，新政协筹备会曾有过国号之争，主席曾支持沿用“中华民国”，但最终被否决了。本期内容，我们一起来了解国号背后的故事。 1949年6月中旬的新政协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，关于新中国称号的讨论氛围非常热烈。大家集思广益、各抒己见，有人提议叫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，有人提议叫民主主义人民国，有人建议学习苏联老大哥，叫中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，也有提议叫中华联邦民主国、共和国的。 其中，相对呼声最高的是“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”。因为截止当时，我国还没有固定的称呼，毛主席有时称“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”、有时用“中华人民共和国”。在6月15日新政协会议上，毛主席在致词中说的是“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万岁！” 在此次会议所通过的《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政府组织大纲草案》里，有一处标注“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简称中华民国”。然而，到了当月月末，主席在发表的《论人民民主专政》中，采用的表述却是“人民共和国”。 新政协的委员们，关于国号开始了争议。主要争执点在于“民主”一词的去留，和国号简称。6月16日，新政协设立了6个小组，董必武领导的第4小组负责拟定政府方案。6个小组在起草文件时，都用的是“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”。 在7月6日举行的第4小组第二次全体会议上，与会人员围绕“民主”一词展开了热烈且深入的研讨。清华大学教授张奚若提议，国号中可去除“民主”二字。其理由主要有二：其一，保留“民主”会使国号冗长；其二，“民主”一词源自希腊语，其本意与“人民”同义。 副组长黄炎培和张志则认为应该用“民主”。他们认为如果不想国号太长，可改为“中华人民民主国”，简称中华民国或中华民主国，等到将来进入社会主义阶段，可改成“中华社会主义民主国”。 筹备委员会和6个小组长也都认为，“民主”和“共和”（democracy和republic）字面意思差不多，没有并列的必要。就这样，在8月17日的第三次全体会议上，初步草案通过，去掉了“民主”二字。 9月7日，周总理在北京饭店向已到北平的政协代表作报告时，对大家详细解释了国号去掉“民主”二字的原因。9月21日，政协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，筹委会提交了文件，文件中正式去掉了“民主”二字。到此，国号才正式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。 国号定了下来，但简称则引发了更为热烈的争论。据胡乔木回忆，当时争论最多的不是国民的确定问题，而是国民的简称。 关于简称，民主人士有三种不同意见。民革代表陈劭先提议：“纲领内‘中华人民国共和国’下应加括弧（简称中华民国）。”雷洁琼、何香凝、黄炎培、张志等都同意。另一种意见认为应该有简称，但不应该沿用“中华民国”。第三种意见则认为，应该取消简称。 8月21日，党外人士李达致函周总理，提出了他的意见：简称为中国或新中国。他认为，“中华民国”是旧法统的象征，反革命残余也在沿用这四个字。 9月7日周总理在报告中提出“许可简称中华民国”，因为要顾及人民的传统和习惯，人民已经叫了38年中华民国，突然更改，政治水平、受教育水平低的人民不容易接受。 毛主席也同意周总理的观点，9月20日，经过毛主席审阅的《共同纲领》草案，将国号简称定为“中华民国”。但次日，在怀仁堂举办的政协第一次全体会议上，很多代表还是对此有异议，认为这样会把共产党领导的国家，与过去的北洋政府和蒋介石政府混为一谈。 9月27日，周总理在六国饭店宴请23位各方知名人士，用他的话说：“今天请来赴会的，大都是辛亥革命时期的老前辈”。周总理请大家来，还是商议简称问题。 黄炎培、何香凝，还是主张保留“中华民国”的简称。黄炎培认为，民众在情感层面已然对这四字表达高度认同，若贸然对其进行更改，极有可能引发不必要的抵触情绪。何香凝女士认为，此四字乃是孙中山先生革命事业的重要成果，亦是无数先烈以热血铸就的结晶，故而最好继续沿用。 清末进士周致祥、美洲侨领司徒美堂、民盟中央副主席沈钧儒，认为这四个字代表旧时代，与民主无关，反倒让人想起蒋介石政府，且国号后面加上个括弧，也不符合法律观点，将来行文上会有诸多不便。马寅初、张澜、陈叔通也都相继发言，主张不用简称。 在当日举行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会议上，与会代表对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》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》展开了深入讨论，并正式予以通过。经过审慎权衡与充分商议，会议最终作出决议，不再保留“中华民国”这一旧称，亦不采用相关简称。 新中国成立前夕，中国共产党对国家名称的叫法一直不一样。建党之初，我党提出要“建立中华联邦共和国”，土地革命时期，提出建立“工农平民的独立的中华共和国”、“工农兵及一切劳